案情：吉某系一护林站护林员。2011年3月，为了种植沉香，吉某未经林业部门批准，擅自携带钩刀，多次到公益林地上砍伐天然次生林木，被护林员发现后逃离现场。经调查评估，被伐林木为天然阔叶树，属公益林；被伐林木面积3.94亩，为规划林地；被伐林木总株数为591株，其中胸径大于或者等于5厘米的树木为111株，胸径小于5厘米的树木为480株；被伐林木蓄积量为6.4765立方米。
分歧意见：对于吉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：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吉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，其滥伐林木尚达不到滥伐林木罪定罪的数额要求。理由是：根据比较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6条规定：“滥伐林木‘数量较大’，以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为起点。”同时，2007年1月15日《国家林业局关于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中有关违法事实认定问题的复函》规定：“在盗伐或者滥伐林木案件中，盗伐或者滥伐林木的蓄积数量或者幼树的株树应当分别计算和认定。”本案中被滥伐的胸径小于5厘米的幼树480株与胸径大于或者等于5厘米的“大树”111株不可以合并计算。由此可知，滥伐林木罪是以蓄积量或者以幼树株树来确定定罪起点的。所以，本案被滥伐林木蓄积量6.4765立方米、幼树480株的情况都达不到该罪的定罪起点。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吉某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。理由是：一方面，可以将“大树”与幼树的株数合并计算。“大树”是由幼树长成的，“大树”可以评价为幼树。并且，从环境保护方面来看，“大树”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幼树，所以，本案111株“大树”与480株幼树可进行合并计算。这不仅符合立法目的，也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和保护森林资源。另一方面，根据法律规定，滥伐500株幼树是犯罪，按照当然解释论的观点，滥伐幼树长大后的“大树”也应当构成犯罪，否则是不符合常理的。所以，本案吉某滥伐的幼树（480株）和“大树”（111株）可以合并计算，已达到滥伐林木罪500株的定罪起点，应当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。
评析：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。理由如下：
根据比较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6条规定，滥伐林木罪是以蓄积量或者以幼树株树来确定定罪起点的，同时，该条中“或者”一词表明，在“10至20立方米”和“幼树500至1000株”两者之间是选择关系而非并列关系，只要达到其中之一的标准要求便可构成滥伐林木罪。所以，本案判定吉某的行为，要么以蓄积量来定罪，要么以幼树株树来定罪，显然，本案被滥伐林木的蓄积量6.4765立方米和幼树480株，都没有达到滥伐林木罪的定罪标准。
此外，不能采用当然解释方法来解读有关幼树的规定。正如有观点认为，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一样，是以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，通过当然推理形成解释结论的一种技巧。而滥伐林木行为与定罪起点都是有明文规定的，只是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。因此，不能采用当然解释方法来解读有关幼树的规定。而且，根据刑法第3条规定：“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刑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定罪处刑。”即使实践中，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等原因，存在不合理的情况，但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，故不得直接采用当然解释方法来认定某种行为系犯罪行为，否则将违背这一原则。笔者认为，当然解释方法更适合运用于民商法、行政法等领域，而对于法律规定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应当予以修正，而不是超越法律去解释和适用。所以，本案应该严格按照现有规定作出处理，不能将大树与幼树的株数合并计算，吉某的行为尚不构成滥伐林木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