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保利秋拍，一件王世襄旧藏明万历黑漆描金彩绘顶箱大四件柜以1725万元成交。在硬木家具依然是古家具拍场绝对主角的同时，精彩的漆木家具也让人看到更多可能。正如行家所言，“买黄花梨老家具的藏家也开始收藏漆木家具，他们逐渐体会到，很多漆木家具并不亚于黄花梨家具。”
明清时期的硬木家具，尤其是黄花梨家具，赚足了藏界的眼球，除了市场的有效运作，家具本身的材美工良、造型优美自然是主要原因。当下的现实是，市场的硬木家具精品数量越来越少，但价格越来越高，同时，硬木家具程式化的问题被提了出来。比如，器形一致的两件黄花梨方桌，在不同预展现场出现，让人错觉原本可能在历史上出自同一作坊的两件家具，走散后又在同一时空重现。
程式化或与晚明开始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有关，当家具生产由私人订制变为作坊式制作，某一个器形受到市场欢迎，就会被不断复制。程式化对藏家的一大影响是审美疲劳，也让越来越多的古家具收藏家转身，将视线转移到民间漆木家具上。那些时间跨度更大（实物可早至金元时期）、造型变化更为多端、细节表现更值得玩味的漆木家具，为收藏价值取向的丰富与圆满提供了可能。
在众多漆木家具收藏家中，马可乐算得上是其中的先知先觉者。在《可乐马选藏山西传统家具》中，有一件壸门式直枨条桌，马可乐收藏了近30年。这件家具被他视作收藏的里程碑，“从它开始，中木商网陈昌文才重新认识漆木家具的收藏价值，有了自己的收藏方向。”
此桌在大边安单直枨，抹边安双直枨，属于宋代传统形制。随着榫卯技法在明末兴起，大边安直枨的做法几已消失。壸门形牙条延伸到腿肩，带出曲翘小钩的嫩叶雕饰，从中绽放委角线直下作终，线条完美流畅。修长的四腿和直枨都打洼面起委角，腿足微撇。
马可乐据此推断，此桌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。对他来说，这类早期家具比起晚明的黄花梨家具，无论是造型的雅致程度，还是工艺的精细程度，都不遑多让。从此桌也能看出日后明式家具演进的来路，其研究价值丰富了漆木家具的收藏内涵。
漆木家具最具特色的，要数其浓厚的地方乡土风格。这种风格在山西家具上也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山西家具的地方乡土风格，除了保存早期传统的保守心态外，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北方的游牧文化，即辽、金、元三朝的契丹、女真和蒙古文化的影响。山西地区有400年（916~1368年）被纳入三朝版图。辽、金两朝的君主信奉佛教，在山西兴建了无数寺庙。佛教对山西的影响源远流长。汉亡后，鲜卑拓跋氏创建了北魏（386~534年），于公元386年定都大同。他们迅速吸收了汉族文化，并崇信佛教。云冈石窟便是最著名的遗留。供案、供桌类家具，也因此在山西十分常见。
在装饰艺术上，北方游牧文化具有“雕琢浓华、沉稳凝重及多层次”的鲜明特色，而这正是典型的山西家具乡土风格。浓华密实的花草纹、透雕多几何图形和蜿蜒的三弯腿，都是山西辽金器物的特征。虽然此后供桌形制仍在演变，但花草纹、几何纹和三弯腿却越来越常见，乃至成为“标配”。这种类型的供桌虽然南北各地均曾发现实物或形象材料，却从未见有硬木制者。
这类装饰还在椅具上多有呈现。马可乐收藏的一对榆木南官帽椅，靠背攒框打槽装板，分成四截，开光和亮脚均为花叶纹。上下两侧安角牙装饰，下方两边各安一块透雕渔网织纹的围栏窄板与座面相接，券口牙子搜挖起钩凸缘并透雕花叶纹。拿任何一件硬木南官帽椅比较，都能看出这样的漆木椅具明显偏粗犷尚古。如果说深受文人审美影响的硬木家具好“文”，那么，这样的漆木家具便是深受游牧文化主导的好“武”。
古家具收藏家偏爱漆木家具还在于，硬木家具中的简约风格往往在漆木家具中可以找到对应，而在细节处理上，一些漆木家具甚至比硬木家具更优秀。
至于北方漆木家具传承中所出现的，既有游牧文化好“武”特征，又现江南明式家具的简约风格。王世襄认为，明清时期，晋、陕地区的某些工匠除大量使用一般木材外，也用黄花梨制造家具。
“即便某些晋、陕工匠从未使用过黄花梨，也会用一般木材制造出和黄花梨家具相似的作品。这是因为明式家具在南宋时已基本定型。元明以降，不同地区的工匠都在继承仿效。”王世襄曾说。这类传统的明式风格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“漆木家具没有固定的价格，价格在逐渐梳理的过程中形成。过去几年，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藏家多了，但批量收进漆木家具的现象没有了。频繁的交流和讨论让藏家的水平提升了，优秀的漆木家具价格水涨船高。”漆木家具收藏家张春林说。
就价格而言，优秀漆木家具已不再便宜，但是，当藏家转身进入这一视野当中，会发现这是一片更为开阔也更具选择性的海洋，可以带给藏家更多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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